在大众心中，毛泽东始终被敬称为“主席”，他长期担任我党和我军的最高领导人。然而，追溯至我党初创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地位并不显赫，远未跻身领导核心。直至1927年，我党开始全面展开武装斗争，着手建立军队，毛泽东虽在井冈山创立了革命根据地，但当时他并非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全国范围内，红军队伍分布广泛，如陕北、鄂豫皖、海南、湘鄂西、四川等地均有红军活动。毛泽东在党和军队内部真正成为核心领导者，则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后。

自1927年人民军队创立以来，直至1945年毛泽东确立为党内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直至1976年他离世，在这长达31年的时间里，他的领导地位稳固不动摇，无人敢于挑战或反对。然而，这一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波折，他的职业生涯也经历了起伏。那么，从1927年至1945年，他是如何攀上权力顶峰的呢？

在1927年以前，毛泽东在党内尚处较为边缘的位置。然而，这一年份对中国历史以及他个人的命运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此，毛泽东开始投身并主导了一系列军事行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只是13名代表之一，代表全国50多位党员，会上成立了中央局作为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局成员只有三位：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那时，毛泽东尚未与中央领导层直接接触，他仅是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具体而言，是中共湖南支部的书记。暂且可以将其视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雏形。

次年，中共二大的召开见证了党员队伍的壮大。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运而生，其成员包括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五位同志，他们堪比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了党的最高领导层。陈独秀同志担任总书记一职。而此时，毛泽东同志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职务，甚至未能参与到二大的会议之中，距离中央领导核心的位置尚有距离。

迈入1923年，得益于毛泽东在湖南地区的卓越贡献，陈独秀毅然决定将他调至中央机构任职。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中共党员人数亦增至420余人。在中共三大上，大会成功选举出九位正式委员以及五位候补委员，共同构成了全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大会上，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九位同志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而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五位同志则被选为候补委员。

中央局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五位同志共同组成，其中陈独秀担任委员长一职，毛泽东则担任秘书，罗章龙则负责会计工作，全面负责中央的日常事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地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也是他首次踏入中央领导的核心层。

迈入1925年之初，党的党员人数已攀升至994名。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因劳累过度，身患疾病，不得不请假返回湖南的故乡休养。在四大期间，他未能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中共的领导核心由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五位同志组成，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央局，这一机构的地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五大于1927年召开，恰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际。在此之前，得益于国共合作，毛泽东主要在国民党内履职，担任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以及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职务。在中共五大上，他成功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尽管如此，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仍相对较低，名列前十之外。

1927年，对于中国历史以及毛泽东个人而言，均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年7月，汪精卫的背叛行为标志着革命阵营的全面分裂，国共合作至此破裂。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毛泽东将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并负责改组省委，领导即将到来的秋收起义。

在八七会议上，经过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包括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以及任弼时等同志。

候补委员名单中包括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同志。

会议结束之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功推举瞿秋白、李维汉与苏兆征担任政治局常委要职。瞿秋白被委以重任，负责主持中央工作的全面事务。

显而易见，当时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排名相对靠后，仅是七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的一员，尚不足以成为正式委员，与中央领导核心的距离尚存一段距离。

在1921年至1927年的六年间，毛泽东仅在中共三大之际踏入中央领导核心的行列——这相当于置身于政治局常委的行列——然而，这段经历也仅仅维持了约一年半。此后，尽管他成为了中央领导层的成员，但并未跻身领导核心，其排名相对靠后。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引领的秋收起义爆发，由此掀开了他建立与领导革命军队的历史篇章，并在党的军队中确立了其坚实的地位。然而，这一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无数次的波澜起伏。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在井冈山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然而，紧接着，他的政治生涯遭遇了重大打击。11月，毛泽东遭受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错误指控，不仅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甚至一度传闻其被开除党籍，幸而后来真相得以澄清。在冒着生命危险成功保存起义余部的同时，却遭受中央的不公正对待，这其中的委屈难以言表。

1928年四月，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随后，两支部队决定合并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则担任党代表，陈毅则被任命为教导大队队长，全军共分为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召开的首次党代表大会上，经过选举，毛泽东成功当选为军委书记。

此刻，毛泽东仅是红四军的最高指挥官，且早已不再是中央领导团队的成员。在此之前，诸如鄂豫皖、海陆丰等地已出现党的军队，其中部分甚至已启用红军的称号。显而易见，这些并非毛泽东所创立，亦非其领导之成果。

经过三个月的沉淀，鉴于毛泽东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打造红色军队方面所展现的卓越才能，尽管他未能亲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他却依然在六大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并于半年后重返中央领导之列。

然而，此刻他仅是23位中央委员中的一员，而本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上并无他的名字。本届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人担任，毛泽东相较之下，尚有至少1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位列其前，与领导核心的距离尚远。与此同时，如周恩来、项英等人在党内地位，亦远超于他。

至1929年，毛泽东依然以中央委员的身份执掌红四军的领导权，然而，他在红四军中的地位尚未稳固，甚至曾一度失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1930年，遵照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以及红十二军合并组建为红一军团。朱德被任命为总指挥，而毛泽东则担任政治委员，并兼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随后，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再次合并，形成了红一方面军，成为红军中最为强大的部队之一。毛泽东所率领的武装力量因此扩充数倍，他也随之成为全国红军中最为强大、最精锐部队的领导者。然而，即便如此，他仍仅是红军部队的一名领导人。与此同时，在湘鄂西地区有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在鄂豫皖有红一军，而陕北及其他地区亦活跃着红军队伍。这些部队均受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当时，中央军委由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等九位成员组成，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而毛泽东在军队系统依然是周恩来的下属，他必须遵从中央军委的指示。毛与周的这种隶属关系一直延续至长征结束之后。

随着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实力逐步增强，以及江西根据地的版图不断扩张，他在本年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成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成就使得他在政治生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尽管仅为候补委员，却也跻身中央政治局之列。直至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前，他再次获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地位再度上升。

尽管在党内地位稳步上升，然而在军队生涯中却遭遇了显著的挫折。

1931年，不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红军都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在军事上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也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实力的增强以及根据地的扩大已经具备了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这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表面上看这是提升了毛泽东的地位，但是与此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朱德担任委员会主席，而毛泽东仅成为15位委员中的一员。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剥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失去军事指挥权意味着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因此，他只能处理苏维埃共和国行政方面的事务，并被排除在军事决策的核心圈之外，实际上已处于边缘化状态。

直至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遭受批判，毅然决然地撤离了前线，彻底退出了军事指挥的舞台。这一时期，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低谷阶段。自此直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党政军各领域均处于边缘地位。尽管在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则已丧失了对任何事务的发言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挫败迫使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彼时，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对于红军的未来显得毫无头绪。在长征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逐步形成了三人核心联盟。张闻天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四位成员之一，而王稼祥则是政治局委员中的十一人之一。他们共同的特殊背景是，均属于留苏派，曾与王明、博古同属一个阵营，被冠以“二十八位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他们都是在归国后跻身党的领导核心的“新贵”。在党内，张、王二人的地位仅次于王明与博古，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十分紧密。此外，他们还与共产国际的高层保持密切联系，实为仅次于王明和博古的共产国际代表人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他们二人均对毛泽东的正确方针表示支持，其中张闻天尤为坚定。鉴于当时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项英留驻中央苏区，与会者仅限于博古、周恩来与张闻天。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抱有赞赏与信任，加之政治局委员如王稼祥等人的助力，博古在掌声中难以发声，最终不得不将军事指挥权拱手相让。

自遵义会议落幕，毛泽东同志再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标志着他自12年前重返党的领导核心。尽管党的总书记之位由张闻天同志接任，但他已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甚至曾有意将总书记之职让位于毛泽东同志，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同志在当时业已实际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

在军事领域，这一点更是不言而喻。新组建的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领衔，承担起全军军事指挥的重任，其中周恩来担任总负责人，而毛泽东则提供协助。

自遵义会议召开以来，即便毛泽东并未正式担任党的总书记、中革军委主席或三人团的团长，实则他已牢牢把握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所欠缺的不过是那一份官方头衔。

然而，遵义会议的发生具有其偶然性与特殊性。尽管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导致中央苏区遭受重创，但他毕竟是被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其领导地位若无共产国际的认可，便无法获得法理上的合法性。

再者，与会领导层并不完整。例如，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却未出席此次会议。又如，掌握八万精兵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竟对此次会议一无所知。在后来分裂活动中，他甚至多次声称该会议系非法召开。

此外，毛泽东自离任红军领导职位已逾两年，他所领导红军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亦已成为过往两年的记忆。此次，他携手张、王二位，对当前中央领导层发起挑战，然而，他个人权威尚未稳固。在他缺席指挥岗位的两年间，全国红军已实现了显著扩张，例如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以及陕北红军等各路力量，未必会对他的领导地位表示认同。他在全国党和军队中的声望尚未全面确立，而张国焘敢于分裂红军并另立中央，其中亦不乏此类因素的考量。

鉴于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尚不稳定。他迫切需要迅速引领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摆脱当前的困境，以此赢得众人对自身能力的信服。不久前的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的由彭德怀接替毛泽东指挥的建议，亦反映出毛泽东的地位尚不稳定，其权威尚未得到普遍认可。

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步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关键节点，而他距离权力的最高峰，尚存一段显著的差距。

幸而他日后的表现充分证明了其领导红军、领导革命的能力，四渡赤水、巧妙穿越金沙江，以及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成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在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霾中果断坚持带领剩余的中央红军北上并最终在陕北站稳脚跟，成功了领导了八年抗战使得垂危的党和红军起死回生，力量壮大了上百倍，并且有了和国民党几百万大军一战的底气，都说明了他是一个有能力，有远见的合格领导人。

自遵义会议始至1943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的总书记一职始终由张闻天执掌，然而在重大决策方面，主导权却始终掌握在毛泽东手中。许多中共中央的关键电报，亦多由“洛毛”或“毛洛”联名签署（其中“洛”为张闻天的化名洛甫）。

在此阶段，毛泽东在党内面临的最强劲对手分别是张国焘与王明。张国焘之事迹，自不待言。他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犯下严重错误，南下的战略亦以失败告终。最终，他不得不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然而，他在1938年4月选择了投靠国民党，并因此被开除党籍，这位中共的元老级人物与一代枭雄，就此黯然落幕。

王明常驻共产国际，深受斯大林及共产国际高层信赖。尽管未担任总书记一职，实则暗中操控党中央事务。他常未经中央批准便对外发表声明和谈话，自居为党的最高领导人。1937年11月，王明自苏联返抵延安，其目的实为争夺中共领导权。此后，他还出任长江局书记，与中央分庭抗礼。然而，他始终坚持错误的统一战线方针，导致最终失去共产国际的信任。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强调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王明因右倾投降主张受到批评，并在整风运动中对他的左倾冒险路线及抗战期间的右倾投降路线进行全面批判。自此，王明在党内地位逐渐边缘化。

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正式确认。尽管此次会议并未进行中央领导层的改选，张闻天同志依然担任着名义上的总书记一职。然而，他主动将党内所有负责工作全部移交给了毛泽东同志。直至1943年3月，随着中央机构的调整，决定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之间，由中央政治局承担起领导全党的重任，并拥有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权力。在此背景下，政治局选举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

书记处担负起依据政治局既定方针处理日常事务的职能，成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其中毛泽东担任主席职务，而未采用“总书记”这一称号。此举标志着中共中央首次启用“主席”这一称谓。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举办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会议重申了中央机构应采用四级领导体制。观察其人员构成与肩负职责，书记处实质上等同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而书记处书记则与政治局常委的角色相仿。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依照党章的规定，他亦同时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及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

然而，这仅仅是领导层的调整。自1941年至1945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再次在全党思想层面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地位。整风过后，毛泽东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若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了党的实际领导者，那么经过整风运动，他已晋升为全党公认的领袖。领袖之位，较之领导而言，更上一层楼，蕴含着某种信仰的成分。全党对其心悦诚服，服从并非源于威权等级的被动，而是出自内心的认同。

自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以来，毛泽东便荣任中央军委主席，自那时起，他便稳稳地坐上了军事指挥的领导之位。